银行产能过剩自查报告
20XX年上半年，银行业利好不断，从优先股到定向降准，从存贷比计算口径调整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资本市场的反应仍停留在间歇性和脉冲式的波动阶段，一波短暂的上涨之后又归于沉寂。虽然银行业业绩仍保持增长，大家也认可银行股价值被低估，但银行股的估值仍在历史底部徘徊。
一般而言，经济下行周期，市场更关注银行业的风险，却不自觉地淡化所谓业绩增长。在20XX年信用风险事件频发的背景下，银行业似乎仍能独善其身令人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但数据显示，藏在业绩增长背后的不良贷款却是银行业心中无法诉说的痛：在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连续实现七年“双降”之后，自20XX年三季度开始反弹，并延续至今;从20XX年年初开始，不良“双升”趋势已较为明显，16家上市银行中，有12家呈现或多或少的趋势性上扬态势，且有多家银行的不良贷款基本呈现直线增长趋势，区别只是增长幅度不同而已。
7月25日，银监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8%，比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再创20XX年一季度以来新高，不良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024亿元。虽然坏账率上升较为温和，但市场认为这是保守估计的结果。一个事实是，从20XX年开始，各种信用风险事件层出不穷，已呈现多点扩散的趋势。从个别地方担保资金链断裂、虚假融资单崩盘来看，实际情况只会更糟糕。
具体来说，当前银行业信贷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房地产贷款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由于前两个领域与政府利益休戚相关，并或多或少有政府隐性担保，虽然市场一直喊“狼来了”，但管理层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市场传递“整体风险可控”的维稳信号。综合分析，从目前掌握的数据和信息分析，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近期爆发整体风险的可能性较小。这样，当前银行业最突出的风险爆发点就在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上。
央行20XX年10月发布的新闻稿显示上述分析并非危言耸听：中国银行业的信贷结构进一步改善，体现了“有保有压”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压”体现在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的严控。从数据上看，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增速较低。截至9月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04万亿元，同比增长6.7%，自20XX年7月以来，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一直处于个位数水平。
这表明，至少在20XX年下半年开始，管理层已经明确了坚决去产能化的政策举措，意味着银行向过剩产能行业的信贷就会收紧，这一方面会带来经济增速短期内的进一步下滑;另一方面，去产能化对银行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将更加明显。作为典型的周期性行业，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下行通道，必然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两大指标“双升”，这是第一位的原因;而国内化解产能过剩工作的开展，也是不良贷款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而这两点将对银行业未来几年的资产风险构成致命的杀伤力。
5万亿元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重压
在“调结构，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新思路下，哪些产能过剩行业是银行贷款的集中发放区?未来银行不良贷款可能集中爆发的领域主要在哪?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其实，早在20XX年7月，工信部公布了20XX年首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包括19个行业的1294家企业;随后的8月，发改委发文称，将坚决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并将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冶炼、平板玻璃和船舶列为产能过剩重点行业。截至20XX年10月，上述五行业总资产为11.5万亿元，总负债为7.7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7%，其中船舶行业资产负债率最高为70.6%，水泥行业最低也达到60.4%;钢铁行业负债规模最大为4.2万亿元，平板玻璃负债规模最小为883亿元。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五大产能过剩行业总负债规模在7.7万亿元，这其中包括有息负债和无息负债两部分。如果参照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计算出五大行业有息负债/总资产的比例在45%左右;其中最高的是有色冶炼行业，约为48%;最低为船舶制造业，为38%。根据这一比例，我们推算出五大行业的有息负债总规模约5.15万亿元。有息负债有间接融资(贷款)和直接融资两个来源，其中贷款占绝大部分，直接融资中债券融资大概在500亿-600亿元，再扣除信托等其他融资，整体信贷规模约在5万亿元左右。
按照国际标准，产能的正常利用率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说明产能不足，低于79%则说明产能过剩。以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为例：目前中国粗钢产能占全球产能的46%，产能利用率为70.8%;电解铝产能占全世界的42%，产能利用率约为72%;水泥产能占全世界的60%，利用率为73%;平板玻璃产能接近全球1/2，利用率为68%;造船业产能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这表明上述五大行业均属于产能过剩行业，而一些行业只有50%的产能利用率，说明当年加杠杆上产能的举动多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如今，从产能去化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业的产能进化可能面临较大的难度，但在国家三令五申的严厉督导下，产能去化进程可能会加快，否则，对全局经济的发展将是一大制约。
实际上，产能过剩的进程非一朝一夕之功，也并非只是在经济下行周期才被提起，关于五大行业产能过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管理层也不是没有提示产能过剩的风险，但在经济上行周期，地方政府在“唯GDP增长”的指挥棒下，也只能不停上马项目，进行大量重复投资和建设。
过去10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年均增速高达27%，高投资率带来了高经济增长，也埋下了产能过剩的祸根。但在上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周期，产能过剩问题实实在在存在，但并不起眼，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飞速发展的基建和房地产所掩盖。尤其是20XX年到20XX年这5年，可以说是周期性行业的“甜蜜期”，高速扩张的投资和负债使得五大行业的盈利能力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后，在经历了20XX年、20XX年的经济低迷后，由于“四万亿”刺激政策的推出，使得本已开始收缩的周期性行业去产能化进程刚一开始即被迫停止，使得产能继续扩张。从那时开始，已经注定了产能过剩行业在未来必然会经历一个更加痛苦的产能去化周期。
分行业来看，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当属钢铁和有色冶炼加工两大行业，由于多年来产能持续扩张，使得行业集中度低且有息负债高，加上相关企业往往是地方的支柱企业，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和财政支持，产能去化进程非常慢，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倒退。这样的结果是，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全行业基本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而造船业境况相对较好，由于其集中度相对较高，有息负债率在五大过剩行业中处于最低水平，且景气程度和全球经济状况相关性更大，因此，虽然造船业仍处在景气下行通道中，但盈利能力明显好于钢铁和有色。而水泥行业整体情况则更为乐观，其盈利能力在五大产能过剩行业中最强，这主要得益于一方面管理层在20XX年和20XX年先后颁布38号文和7号文，坚决控制了新增产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后期产能去化的压力;另一方面，水泥行业集中度较高，且具有区域性分布的特征，使得区域龙头对价格和产能控制能力较强，从而导致行业盈利水平相对较高。
同为高风险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与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仍有所不同，拿政府的“有保有压”的政策举例，产能过剩行业是属于坚决要“压掉”的行业，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不去产能，经济无法调结构，保增长也无从谈起。而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虽然也要压，但却不像产能过剩行业那样几乎是无条件地打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保的意思。以房地产业为例，最近各地不断放松限购的政策即为明显的现身说法。
五大产能过剩行业基本上都属于重资产、高杠杆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7%，有息负债率达到45%，这使得其日常经营对利率指标的敏感性很高。如果保守按照负债成本7.1%计算(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5%)，那么，五大行业平均财务费用会影响其ROA约4.2个百分点。而金融去杠杆和社会负债压力使得资金价格短期难以看到向下的拐点，这反而将持续加重其财务压力。
除负债成本压力外，五大行业还面临资金可得性的压力，在去产能政策导向性越来越明显之际，这种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产能过剩行业普遍缺乏信用支撑(如融资平台的政府信用)和盈利保证(房地产行业仍有较高盈利能力)，银行在宏观调控政策指挥棒下，即使心有不甘，也会或快或慢地主动退出产能过剩行业等相关领域，结果只能是企业的财务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除了资金压力导致财务成本增加外，五大产能过剩行业都属于高耗能、重污染的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其相应的环保成本也会不断上升。以宝钢股份为例，其在20XX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称，当年环保成本总计约32.7亿元，当年宝钢股份产钢量约为2400万吨，吨钢环保成本约136元。中国年钢铁产量约为7亿吨，假设吨钢环保成本100元，则仅环保支出就高达700亿元，这样会大致影响行业ROA约1.1%。
如果说财务压力和环保成本只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能过剩行业的经营困境的话，那么，从宏观层面来分析目前产能过剩产业的处境，结果是同样不容乐观。因此，基本可以断定，在完成产能去化之前，产能过剩行业的总体趋势基本是“下行”，其面临的困境或许会长期存在，并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高度依赖投资的现象，而投资往往会造成产能过剩，这意味着中国的产能过剩，与长期的投资主导型增长方式有关，而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求消除产能过剩。目前，五大过剩行业的产能都接近甚至超过全球产能的50%，而中国GDP仅占全世界的10%左右，过剩行业的产能明显与中国当前的经济体量不相匹配，产能去化趋势无法逆转。而且，大部分企业也不具备在海外市场竞争的成本和技术优势，过剩产能外部消化渠道也走不通。
此外，产能过剩行业长期以来难以有效进行产能去化的重要原因，除了地方政府的刻意保护外，还在于中国长期以来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强调“调结构”为主的新型调控思路的背景下，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持续。而且，从投资的效率来看，这种模式也已经日薄西山了。
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效率降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越来越弱。数据显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XX年的8.1%降至20XX年的3.6%，而每拉动1%的GDP增长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20XX年的2万亿元升至20XX年10.4万亿元。这表明通过持续的货币扩张并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的固有发展模式，不但不能有效改善经济增长前景，反而会因为对有效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压制经济的潜在动力。因此，过剩行业的产能去化只能进不能退。
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正在暴露
从信用风险角度看，目前银行业主要面临着三大信用风险：即政府平台贷款风险、房地产贷款风险、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这三个方面的贷款合计为40万亿元。 根据审计署的统计，地方政府债务约18万亿元，其中银行融资约12万亿元(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和信托融资);而银行业表内房地产贷款约为15万亿元，表外贷款规模大约在5万亿-10万亿元，整体规模约为20万亿-25万亿元;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规模约为5万亿元，主要集中在钢铁、有色、水泥、造船和电解铝等行业，其中钢铁行业占比最大。
与其他两类贷款相比，由于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是当前调控限制的重灾区，其风险不但会率先暴露，而且还有一个逐渐扩散、蔓延的过程。政府平台融资主体虽然缺乏有效的还款来源，但依托较强地方政府信用支撑以及各类行政资源做后盾，即使在当前调控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其仍具有较高的融资可得性，通过“借新还旧”、“同业非标”等创新手段使得平台贷的问题可以在相对较长的时间里得以持续下去。而房地产业虽然面临房价下跌、投资不足的困境，但房地产企业目前盈利能力仍较强，在房价未出现大幅调整前仍具备变现能力较强的抵押物，况且许多大型房企也乐于接受较高的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仍是银行较为偏好的贷款投放主体。
而五大产能过剩产业由于盈利能力差，资产负债率高，缺乏有效的信用支撑，银行对其态度基本上是限制放贷，甚至是逐步清退，因此，其融资可得性差，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叠加会使其风险较其他两类贷款更早暴露。
具体分析，产能过剩行业有以下几个劣势：1.盈利能力差。加权ROA水平为1.9%，远低于工业企业7.8%的平均水平;2.负债率高，融资可得性弱。五大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7%，并且相较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其在信用支撑、抵押物和盈利方面均处于弱势，银行对其基本持逐步清退的态度，使其面临着较大的流动性风险的压力;3.产能严重过剩。中国五大行业产能占全球的40%-60%，产能利用率在50%-70%，远低于正常产能利用率80%的标准。
因此，相对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会较早暴露，加上中国银行业同质化现象严重，在经济上行周期中，银行业不可避免发放了大量此类贷款，在产能去化的背景下，它已成为银行业信用风险暴露的第一棒。
那么，产能过剩行业贷款风险的暴露将会对银行业资产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过剩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约在50%-75%，而根据国际标准正常产能利用率应在79%-83%，这意味着五大产能过剩行业面临着大约8%-35%的产能将被淘汰。而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过程必然会对银行业资产质量提出严峻的挑战。
根据相关机构的测算，如果假设产能过剩行业未来两年经历产能去化后，达到正常产能利用水平(80%)，五大行业整体的产能去化率约为11.2%，按照约5万亿元的总贷款规模计算预计将产生不良贷款约5700亿元，相应地这会增加银行潜在不良贷款率约80个BP。如果按照100%拨备计提进行测算，这对未来两年银行业的利润影响约在16%-17%之间。
事实上，这种风险已经在悄然潜行。在经济增速下行和内外需收缩的压力下，产能过剩行业的信用风险正在加速暴露。从20XX年年报和20XX年一季报来看，各大银行都感受到了不小的经营压力，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不过，化解长期积累形成的过剩产能难以一蹴而就，不少银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银行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之忧
针对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风险，监管层态度很明确。银监会提出，要强化风险监测，及时监测掌握银行业金融机构“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情况，严格监测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实施好差别化监管政策，对违反规定向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提供授信的行为将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严厉问责。在严格监管与各银行信贷政策调整的引导下，银行业开始将信贷资源转向节能减排等绿色信贷领域。
截至20XX年年底，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冶炼、船舶五大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贷款余额为1.65万亿元，较年初减少555.43亿元，降幅为3.26%。
事实上，自20XX年以来，各大银行对化解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早已提前布局。名单制管理、上收信贷审批权限、环评一票否决等信贷政策相继出台，目的就是银行业对产能过剩企业的新增贷款要进行有效的控制。中国银行对产能过剩行业等重点风险领域采取的对策是，“情况要明，动手要早，思路要新，办法要多，管理要试，拨备要做”。
总体来说，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以堵为主、疏堵结合。五大行虽然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领域均有大量信贷投放，但对象主要是产业里的龙头企业，因而在逐步减少信贷存量的同时，适当进行新增信贷的投放更有利于风险的逐步释放。但对过剩行业中的中小型企业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只能“以堵为主，积极化解”。
据了解，工行对产能过剩行业实行了严格的行业限额管理。同时，通过推动并购重组、创新信贷方式，实现促进行业和企业健康发展过程中防范和化解风险。年报显示，截至20XX年年末，工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减少199亿元，不良率较上年下降0.97个百分点至0.79%。
但是，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企业经营和盈利前景堪忧，尤其是对产能过剩企业而言，要想在短期内进行结构调整并非易事，因此，现实中不少银行在处理产能过剩行业贷款方面，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
虽然监管层的态度很坚决，但对银行而言，单纯靠“堵”的方法可以阻止增量信贷资金流向产能过剩行业，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产能过剩行业一旦资金链断裂，将很可能导致银行业的信贷风险大面积爆发。因此，银行在监管和灵活处理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方面一直在进行着微妙的平衡，有时候不想抽贷，但又不得不抽贷。
面对不良信贷增加的压力，银行其实希望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帮助产能过剩企业渡过难关，但又有些力不从心。产业兼并重组往往需要巨量资金，在目前情况下，且不说监管政策是否允许，兼并重组造成母公司主体变更从而引发的财税分配就是一个很难协调的问题。
此外，银监会提倡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杠杆助推挖掘市场潜力、引导需求升级，运用金融租赁、消费金融等多种手段，促进相对过剩产能与潜在有效需求合理对接。但这个过程必然涉及信贷资金的增量投放，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作为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办法，在宏观规划前提下的兼并重组、产能转移势在必行，而未来银行或将成为重要的推动力。具体来说，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手段，产业并购重组是在政府协调基础上的市场化操作，而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资金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初，摩根在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并购案非常有借鉴意义。它们的经验是，银行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行业客户信贷数据，完全可以牵头行业的大型并购交易。这样的兼并重组不仅可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而且在息差不断收窄的背景下，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既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银行业务的拓展。
值得关注的是，兼并重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一批过剩产能，而银行作为重组资金的提供方，其不良资产的及时核销和打包转让，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也需更加灵活的操作。
化解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此前出口部门开始产业整合，令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承压已经超过了18个月，预计将持续至少两年。而此次调整产能过剩对银行业资产带来压力的持续时间只会比两年更长，因为它的问题更大，银行和政府需要平衡的利益更多，会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里持续释放压力。
